这个职位仿佛只有在做梦时才敢想象：世界知名度最高的小提琴演奏家的私人助理，可以经常在咫尺地看他演奏，并且有机会环游世界。这种机遇一世难求，如果遭我拒绝，那我真是大傻瓜。但是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决定简直是大错特错。因为担任赖杰尔·肯尼迪的私人助理的那6个月，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这是一场每天24小时无休无止的恶梦，其祸根就是赖杰尔那唯我独尊、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 当然，赖杰尔在日常生活中并非一无是处，他有极强的幽默感，常能逗你开怀大笑。不过，他在舞台下的表现同舞台上那光彩照人的明星形象根本无法同日而语，日常生活中的他卑鄙、喜怒无常而且霸道蛮横，另外他还吸毒。以下就是他的种种劣迹： ●他经常抽大麻，并且让我乘火车为他送毒品。 ●他经常酗酒。香槟、威士忌、伏特加都是他的心爱之物。有一次他狂饮了一大瓶伏特加，将一家五星级宾馆总统套房的地毯吐得肮脏不堪。 ●关于他在各地的“风流韵事”，他严令我守口如瓶，以免被他的女朋友察觉真相。 ●他让女友像役使奴隶一样对待我，我得为她采购，还得为她开车。 ●当我突发阑尾炎不能工作后，他解雇了我。
我与赖杰尔·肯尼迪初次见面是在去年的7月8日，当时我23岁，是“北威尔士”报的记者，年薪为9000英镑。那天，报社派我去采访他，他录制的维瓦尔迪的“四季”专辑是英国最畅销的古典音乐唱片之一。
他显得比在电视屏幕上矮小，但那不修边幅的形象一点没变：奇怪的发型、邋遢的皮夹克、宽松下垂的屁股以及一口伦敦腔。
他说头一天晚上演出之后他整夜没睡，一直和朋友在宾馆里狂欢，现在晚会还在继续。他问我愿不愿意一块去晚会“大闹一番”。当然我非常愿意！
晚会的确很热闹，赖杰尔和朋友们散坐在房间各处，狂饮烈酒，狂抽大麻烟，几个吉他手疯狂地演奏着乐曲，赖杰尔自然不甘人后，拉起了小提琴。
半个小时后他说要给我一份工作，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有如此好运。他说：“你很像我需要的工作人员，我想找一个吃苦耐劳又不多管闲事的人帮我。”
那天以后，他又给我打过好多次电话，邀我为他工作，而且他开出的条件也更加诱人了：提供住处、环球盘旋和高额薪金。他在我的电话留言机上曾这么说：“嗨！我是赖杰尔。请给我打电话，我们商量一下工作的事。等会儿我来接你，伙计。”他建议我们去球场观看9月12日阿斯顿维拉队迎战温布尔顿队的比赛，并在那里讨论工作的问题。他是开着那辆已年久失修的豹牌汽车来接我的，车上涂满了“维拉必胜”的大字。
他在球场看台上依然喝香槟、抽大麻烟。当维拉进球的时候，赖杰尔同全场球迷一起欢呼庆祝，他根本无暇同我讨论工作的事情。不过他说如果我能留下来，我们可以在次日早晨商量，我答应了。当天晚上，我就睡在他的沙发上，旁边躺着的是他的那条凶猛的叭喇狗。谁知第二天一整天他都没走出卧室，因此我们也没有讨论工作事宜。不过我决定走一步险棋，我向报社交了辞职报告。
谁知我辞了工作之后就发现，赖杰尔并非我想象中的那种“好老板”，他把以前所许诺的优厚待遇一项一项取消，我开始遇到的“好男人”已迅速变成一个娇纵蛮横的孩子，一个行事卑鄙的人。赖杰尔可以为一套宾馆的套房付400英镑一晚的高价，我辛辛苦苦一周工作60小时却只有186英镑的报酬。
赖杰尔的身边有一个庞大的服务班子，包括他的工作助手皮特·琼斯、巡回演出经理斯蒂夫·考克斯、经理唐·穆梭、会计师基里特·多什、我和另外一位私人助理。我们都称赖杰尔为“老板”，别人还告诉我赖杰尔非常重视他那套强化管理体系，他称之为“肯尼迪方式”。
没有人敢起来挑战他的权威，即使他的女朋友也没这个胆子。在我为他工作的6个月里，他更换了会师计，还解雇了班子里的一名成员，并且将他的几个宠物狗看护员扫地出门。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总用同样标准要求他的服务班子。按照“肯尼迪方式”行事实在太难了，因为他虽然聪颖且富有魅力，但他经常乱发脾气，在眨眼之间就能从“温文尔雅之士”变成“暴君”。
今年4月份，按计划赖杰尔在伯恩茅斯有一场演出。在演出前一天，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当时我听得出来他已心神错乱。他咆哮说：“我在音乐会上演奏什么！我认为我以前一直在演奏错误的音乐。”他有一次甚至在凌晨2时45分给我打电话，让我马上赶到他的住处为他修理电话自动应答机。
赖杰尔的爱情生活在我的工作中也占了不少分量。在我开始为他工作后不久，他就同一个22岁的波兰女学生频频约会。这个女孩名叫阿涅斯卡·科恩尼克，她曾当过赖杰尔的清洁工，还做过他2岁儿子萨尔克·伊夫斯·阿马杜斯·肯尼迪的保姆。赖杰尔称他的幼子为“小魔鬼”。阿涅斯卡很快就搬进赖杰尔的房子与他同居。小萨尔克在父亲家住的时候，也是由她负责照料。按照赖杰尔的指示，对于阿涅斯卡的每个命令，我都得不折不扣地执行，就像我对他绝对服从一样。阿涅斯卡经常会打电话让我为她买东西，我还得在她外出时当她的司机。
赖杰尔非常喜欢成为乐迷注意的焦点，尤其是那些跟随着他巡回演出的安排而“转战”各地的年轻女乐迷。他保留着好几箱她们寄来的贺卡、情诗和玉照。不过，尽管赖杰尔对自己征服女性的“战功”颇为自豪，但他严禁我透露任何细节给阿涅斯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和阿涅斯卡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像雇主和雇员一样。
另外，我还扮演着赖杰尔和他的前女友伊芙·威斯特莫尔的中间人角色。她是萨尔克的母亲。尽管他们的关系早已烟消云散，但他在小提琴盒里仍珍藏着她送的一张贺卡。当赖杰尔准备搬进他在汉普斯台德的工作室工作时，他请的是伊芙为他进行装潢设计。
赖杰尔同他母亲希拉的关系也不融洽。他介绍希拉的方式简直令我感到震惊。“你得原谅我的妈妈，”他说，“她是一头愚蠢的老母牛。”
赖杰尔自己也曾被英国政府的一位部长冠以“愚蠢”之名，因为他否认海洛因、可卡因之类的毒品能致人于死地，他还坚持说他崇拜的音乐界偶像们从毒品上受益匪浅。他说：“有时我不得不考虑，作为一个音乐家，吸食毒品是不是我的一项职责。如果没有毒品的帮助，甲壳虫乐队和吉米·亨德里克斯的音乐不可能那么灵性十足。”赖杰尔有个朋友定期为他提供大麻。他曾告诉我他还吸食过一些更厉害的毒品如LSD和Ecstasy。去年12月是赖杰尔的43岁生日，他的一个随从许诺能为他搞到一些稀有毒品Mescaline，使他得到“让思维爆炸”的快感。不过尽管有时赖杰尔在吸毒、酗酒后变得健忘，但他的音乐生涯还未因此受影响。
他曾夸耀自己的酗酒历史以及被许多宾馆拒之门外的趣事。我曾亲身经历过一次这样的“闹剧”。那是去年圣诞前的一个星期在柏林宫殿宾馆发生的事。赖杰尔在总统套房办了个晚会，广邀乐迷、朋友以及乐队成员参加。宾馆工作人员对此异常恼怒，因为他们收到其他房客的投诉，说晚会太吵，噪音太大。狂欢整整延续到第二天，赖杰尔喝了一瓶伏特加，趴在地毯上显得痛苦异常，脸色颇为难堪的宾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把地毯和床弄得一塌糊涂，我只好留下几万英镑作为清洗费用，次日早晨我叫醒赖杰尔乘车去机场，准备回英国。当时离飞机起飞只有半个小时，但他半路仍令司机停车，以便自己到商店买太阳镜。他买了一副黄色太阳镜后当即戴上，还配了一顶白色的哥萨克毛皮帽。当他大笑大喊着奔过海关时那副样子真是滑稽可笑。在飞机上他又开始惹事生非，他不坐头等舱位置，偏与坐经济舱的其他工作人员挤在一起，并且狂饮香槟。随后他开始向其他乘客扔食物，大叫大嚷，并对空中小姐口出秽言，又用不伦不类的德语侮辱德国乘客。
他对演出条件也要求很高。他开列了一份必备物品清单，从草药茶、蛋黄酱三明治到20瓶香槟应有尽有，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他会拒绝演出，另外如果他发现宾馆没有准备他要求的无羽毛枕头，他会大怒离去。
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赖杰尔·肯尼迪和我所了解的这个男人根本不同。在公共场合他常出手大方地给巨额小费，有一次他竟给一家宾馆的行李员100英镑现金作为小费，他还会若无其事般地一次买50盘CD。然而在私底下他可是锱铢必较。尽管他有两位伦敦著名的私人医生负责身体保健，尽管他在食物和饭店的选择上追求商品味，但他在给我计算薪水时却异常“小心谨慎”。他喜欢到马斯提克岛的私人别墅度假，享受异国情调，但在公众面前他却常称自己属于“爱家族”，不喜欢乘飞机东跑西颠的生活方式。
赖杰尔的个人卫生习惯也令人啼笑皆非。在他伦敦的单身公寓里，地板上堆积着厚厚的垃圾，架子上则摆着100多只空香槟酒瓶。
不过，日常生活中的过度狂欢使赖杰尔的记忆受到了损害。他经常会忘记自己将那把18世纪意大利瓜尔内里小提琴放在哪里，这把名贵小提琴的保险金高达75万英镑。另外他有一次将狗留在了录音室里，自己却乘飞机到德国去了。
赖杰尔还有一些事情令我感到难以理解。他告诉我他是素食者，然而他却在私下里大肆吃肉。他在厨房的碗柜上贴了一幅手写的标语，上书“我们吃肉”。虽然小萨尔克在他母亲伊芙的影响下也成了素食者，赖杰尔却喂他吃肉。
这6个月的工作中唯一使我感到快乐的内容就是能听他演奏。当他同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演奏勃拉姆斯的作品时，那情景真令人永生难忘。但在音乐会后，我就觉得一切全变了。作为私人助理，我得按他的要求充当后台门童，并且得守在他组织的通宵晚会上以备他不时召唤，第二天早晨我还得准时上班。我还负责为他采购所有东西———从黑色真丝短裤到消炎药膏或缠脖子的绷带。有一次他竟然让我乘火车为他送2盎司大麻，当时在火车上我真感到害怕啊！
在为他工作4个月之后我感到疲惫不堪。我的睡眠严重不足，我就像生活在剃刀边缘，被赖杰尔喜怒无常的性格牵制着。后来我突发阑尾炎，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去治病。开始时赖杰尔还比较体谅我，他没给我打电话，但送了一瓶香槟和一张卡片到医院。不过当他意识到我还得有好几个星期不能工作时，就改变了态度。我被告知如果我不能尽快回去工作，我就会丢掉工作。尽管第二个星期我就回去上班了，但我仍感觉到身体不适，无法达到赖杰尔所要求的工作节奏。4月10日上午9点钟，阿涅斯卡给我打电话，让我到超市为她买东西，这次我拒绝了。几分钟后，赖杰尔狂怒地打来电话说：“你以前从来不敢拒绝我要求你做的任何事。这是你工作的职责所在。当我吩咐你做事时我并不需要事先征求你的意见。我有权利选择同我的雇员沟通的方式，不管大问题也好，小问题也好。如果你不喜欢，那么你知道该怎么做。”
几天后的星期一，他告诉我我被解雇了，因为我那天表现得非常“粗鲁”。他说我们上次的交谈使他相信，我不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没有“按肯尼迪方式行事所必须的能力”。赖杰尔·肯尼迪的发言人泰里·罗布森近日说：“他很感激爱玛，因为当爱玛在报社工作时，每次他出新专辑，她都会为他刊登许多广告，在最近6个月中他已非常重视自己的健康，他每天跑步7英里。几个星期前他为了办保险曾做过一次非常详细的体检，包括头发和血液核查。体检结果表明他的身体一切正常。他正在为自己下一场巡回演出作准备。”
至于我，我只能说当我丢掉这份工作后，我感到异乎寻常地轻松。我同赖杰尔相处的6个月并不是我所期望的“梦之职”。正如他们所说，这是一份琴弦紧绷的工作。
上海译报晓晨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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